[OOC内容][赫勒尔船帮]文献整理与整改[黑旗，碧海，美地海盗传奇][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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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内容翻译自《黑色的旗，蓝色的海，美洲海盗史》
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腓力三世（Philip Ⅲ，在位时间1598～1621年）对1607年5月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敦创建并日渐发展起来的英国殖民地充满警惕。虽然英国人宣称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殖民地开发，但是腓力三世认定他们其实别有用心。经过持续多年的间歇性战斗后，他刚刚于1604年与英格兰签订了和平条约，不过他对这个新“朋友”的可靠性并不乐观。1608年7月，腓力三世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会的一名委员，他写到自己“被告知，英国人打算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立足点，（想着）从那里起航，去进行海盗活动” [1] 。鉴于腓力三世有那么多财富需要保护，也难怪他会为此感到担心。
在十六世纪，当欧洲刚开始向新世界扩张时，西班牙的征服者们残酷无情地击败了美洲两个最大的原住民文明，从而占领了具有丰富金银资源的主矿脉。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és）于1521年野蛮地推翻了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的统治，大量贵金属开始流入西班牙市场。到1532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打败了印加人，尽管印加君主阿塔瓦尔帕（Atahualpa）向其交付了大约二十吨黄金和白银作为赎金以确保自己获释，但皮萨罗还是于次年杀死了他。 [2] 从那之后，涌入西班牙的财富就更源源不绝了。
在曾经是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领地的地方兴起了很多西班牙采矿城镇。起初，西班牙人只是将金锭、银锭运回西班牙，后来改为在当地建造铸币厂，将大部分贵金属铸造成钱币。最多产的铸币厂是1575年在印加城镇波托西（Potosí，位于今天的玻利维亚境内）建立的。波托西坐落于被西班牙人称为里科山（Cerro Ricco，直译为“财富山”）的山峰脚下。这座近一万六千英尺高的山峰还有一个恰当的绰号——“银山”，因为这里拥有迄今发现的储量最丰富的银矿。由此还产生了一句能代表全世界最狂热愿望的名言：“要富得像波托西一样。” [3]
这些铸币厂为西班牙帝国提供了丰富的钱币，包括闪闪发光的埃斯库多金币（escudos） [4] ，以及最重要的、被惯称为西班牙银元（pieces of eight）的八里亚尔银币（eight-reale coins） [5] 。西班牙银元后来成为“第一种在全世界真正流通的货币” [6] 。到十六世纪末，西班牙控制的美洲地区每年能够产出超过三千吨的金锭、银锭和钱币， [7] 这样的财富激增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换取财富的代价也非常沉重。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原住民被西班牙人强迫在矿上进行那些艰苦至极且非常危险的劳动，为此丧命的人数之多令人咋舌，以至于里科山的别称中又多了一个“吃人的山” [8] 。
长长的骡队驮着金锭、银锭和钱币穿越内陆茂密的丛林，翻过险峻的山脉，再顺着下行的河流抵达海边，等在海岸边的船只要么将搜刮来的贵重财富运回大西洋彼岸的西班牙，要么送到太平洋对面的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运送财富的船只中最壮观的要数一种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s） [9] 的船，它能从今天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航行至马尼拉，全程近九千英里。船上不仅装备了大量加农炮，还配备了数百名帝国最优秀的水手和士兵。这些大船的船身都是用柚木和拉南木（lanang）之类热带树木的木材制造的。这些木材密度极高，加农炮炮弹打在上面也总会被弹开，造成不了任何损害。大帆船船队从阿卡普尔科满载着金银驶向菲律宾，那里的西班牙商人用这些财富购买昂贵的亚洲货物，包括中国的有光泽的丝绸、印度的棉质布料和摩鹿加群岛（Moluccas，又称香料群岛）的香料。这些货物会被送回阿卡普尔科，经陆路运到墨西哥的东海岸，然后装上驶向西班牙的船只。当时的人称那些驶向马尼拉的传奇般的大帆船为“海洋中最大的战利品” [10] 。
金银和外国货物如此充盈地流入西班牙，使得西班牙不仅变得难以想象的富有，还成了首屈一指的帝国。然而其他欧洲人嫉妒地看着西班牙的好运，无不为此而火冒三丈。让他们的愤怒不断加剧的原因是西班牙对美洲的大片地区主张权力，只给其他想要挖掘新大陆财富的欧洲国家留下面积很小的一些贫瘠地区。西班牙提出领土主张的一部分理由是，征服者残忍地征服当地原住民后，那些地区都成了本国的殖民地。另一部分理由是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签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 [11] 。这个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南北方向的地理分界线。这成为西班牙对这条分界线以西所有尚未被基督徒统治者统治的地区主张权力的依据，而葡萄牙则可以据此主张这条分界线以东类似地区的权力。这个条约实质上几乎将除了巴西东部部分地区之外的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都给了西班牙。当然，其他同样具有帝国野心的欧洲国家都不承认这个条约，也拒绝遵守其中的规定。但在西班牙人看来，这条约意味着他们对几乎整个美洲享有理所应当的权力。
然而，与之竞争的欧洲强国都有办法来纾解自己对于西班牙强占大面积领地的愤怒——他们可以偷盗西班牙人的财物。鉴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都陷于混战中，西班牙也一直在与各种各样的敌人交锋，很多国家都有机会派遣私掠船出海寻找运送财富的西班牙船只，并对其进行劫掠。与此同时，很多欧洲海盗也会抱着同样的目的起航。虽然荷兰与法国的私掠船和海盗都对西班牙船只构成了重大威胁，但英国人才是收获价值最丰厚战利品的一方。 [12] 这些英国人中最成功的一位还要数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
从小在海盗和私掠者中间长大的德雷克不仅深谙战斗之道，还是一位技术娴熟的水手，他因在1577～1580年进行了环球航行而名声大噪。这是英国人第一次实现这一目标的探险活动，也是继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在1519～1522年为西班牙完成这一壮举之后，历史上第二次有人完成环球航行。然而，德雷克航行背后的动机并非获得航海方面的荣耀，而是为了金钱。当时统治英国的人是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Tudor Elizabeth I），她在位的四十五年间（1558～1603年），英格兰经历了一系列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复兴。尽管西班牙和英格兰在当时处于名义上的和平状态，但德雷克从这位“童贞女王”（Virgin Queen）那里得到了在太平洋中掠夺西班牙财富的秘密指令。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人一直心怀不满，尤其对自己的姐夫腓力二世（King Philip Ⅱ，1556～1598年在位）心存恨意，她声称后者给她造成了“各种伤害” [13] ，所以伊丽莎白想要惩罚西班牙人，并将他们的财富据为英格兰所有。
德雷克交付的成果比伊丽莎白一世想象的还要好得多。他通过袭击南美洲西部海岸线上的多个西班牙城镇和近海水域中的船只，很快就聚敛了大量的金银财富。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要数俘获被西班牙水手们打趣地称为“吹牛大王号”（Cacafuego ）的“圣母无原罪始胎号”（Nuestra Señora de la Concepción ）。 [14] 这虽然只是一艘在海岸沿线运输货物的船，而不是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但它装载了一位国王的赎金，包括八十磅的金条和很多吨银锭，因为银锭太多，这艘船直接用银锭取代了通常的鹅卵石作为压舱物。除此之外，船上还有不计其数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银币，以及大量珍贵的珠宝。
德雷克的“金鹿号”（Golden Hind ）大获全胜地返回英格兰，于1580年9月26日在普利茅斯港（Plymouth Harbor）抛锚停船。尽管怒火中烧的腓力二世将德雷克定性为海盗——他做的也确实是海盗的勾当，但英国人从此开始把他视为私掠者和英雄，以至于大约二百五十年后，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一针见血地评论说：“除非同时代的人都认定一个人为海盗，否则他就不是海盗。” [15]
德雷克的卓越地位在1581年4月4日获得了伊丽莎白女王的确认。在参加“金鹿号”甲板上举行的奢华宴会期间，女王册封德雷克为骑士。不过，女王没有亲自用镀金长剑轻敲德雷克的肩膀，而是让法国大使代为主持这一仪式。有些人将这个举动解释为女王为表示王室并没有正式宽恕德雷克的行为而做的表面功夫，不过所有人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毕竟，德雷克不仅为女王献上了装饰着钻石和祖母绿的首饰，还遵循女王的命令惩罚了西班牙人，更何况，德雷克在这个过程中带回来的财富有一半是要归属于女王的，这个数目甚至超过了王室一年的收入。 [16] [17]
因为德雷克和其他被统称为“海狗” [18] 的伊丽莎白女王的海上劫掠者对西班牙运宝船的袭击，腓力二世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三世自然会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敦设想成一个英国海盗活动的据点。更何况，很多詹姆斯敦的资助者都公开宣称自己是私掠者， [19] 而在西班牙人眼里，他们根本就是海盗。西班牙国王的担忧在听到西班牙轻帆船船队指挥官唐迭戈·德·莫利纳（Don Diego de Molina）的汇报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后者正是他派去监视詹姆斯敦定居点的。
不过，莫利纳不但没能监视殖民者，反而在1611年夏天被他们抓住并囚禁起来。 [20] 几年后，莫利纳在别人的帮助下将一封书信偷偷地从詹姆斯敦送出去。这封信最终被交到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手中，继而呈给腓力三世。莫利纳在信中提到弗吉尼亚的时候警告“他的君主”，说有必要“阻止九头蛇怪的发展，要将它扼杀在萌芽阶段”。他认为如果放任不管，这个殖民地将变成一个“欧洲所有海盗的聚集地”，最终必将摧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并在这一过程中夺走它们全部的财富。 [21] 考虑到西班牙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以及英格兰想把西班牙从高位上赶下去的野心，腓力三世对解决这个可能威胁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美洲殖民地的问题非常上心。
腓力三世和莫利纳对弗吉尼亚成为一个海盗活动出发据点的担忧显然合情合理，不过大部分担忧最终都成了多余的。刚刚创建的殖民地定居点几乎无法维持自身的存续，更别说给西班牙人带来什么威胁了。定居者的重中之重是如何活下去，并开发出烟草之类可供交易的产品，这样才能为殖民地继续扩大和英格兰在新大陆上主张领土主权打下基础。
尽管如此，弗吉尼亚在成立初期还真与海盗有过一点儿关系。
1619年初，丹尼尔·埃尔弗里斯（Daniel Elfrith）船长驾驶英国船“财务官号”（Treasurer ）从詹姆斯敦出发，到加勒比海袭掠西班牙船只。准确地说，“财务官号”是一条私掠船，因为它的所有者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从萨沃伊公爵（Duke of Savoy）那里购买了委任状，从而为自己的船取得了袭击西班牙船只的许可。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是沃里克伯爵的朋友，他承认了委任状的有效性，还祝埃尔弗里斯交好运。
“财务官号”在墨西哥海岸外的坎佩切湾（Gulf of Campeche）与荷兰船“白狮号”（White Lion ）联手袭击了西班牙运奴船“施洗约翰号”（São João Bautista ），并强占了船上的奴隶。当年晚些时候，这两艘船返回詹姆斯敦，殖民者用食物交换了二十名奴隶，这些人就此成为第一批抵达英属北美地区的非洲人中的一部分（还有几个人在几年前被带到百慕大群岛上）。 [22] 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二十个奴隶的命运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尚未得出任何定论，不过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归总督所有，继续给他做奴隶，另一些则成为契约仆人，在烟草种植园里劳作几年后赢得了自由民身份。
然而，在船只出海的那段时间里，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殖民地总督对埃尔弗里斯的“私掠行为”充满猜疑和仇恨，并直白地称之为海盗活动。这一立场符合王室政策，因为此时英格兰与西班牙处于和平状态，且伊丽莎白女王的继承人、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已经宣布任何形式的私掠行为均系违法，无论该行为是由英国臣民还是外国政府赞助。詹姆斯一世持有的观点与他的都铎表亲截然不同，他认为私掠者与海盗毫无分别，在他眼中都是“养成了破坏和掠夺习惯、下流无耻及怀有恶意的人”。 [23] 高等海事法院与总督和王室的看法一致，并迫使沃里克伯爵不得不为埃尔弗里斯的行为进行辩护。最终，沃里克伯爵凭借其在政治圈内的人脉避免了让自己遭受任何强烈的反对。但为建立殖民地出资的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给殖民地总督寄去一封意思明确的信，命令他确保弗吉尼亚殖民地不会冒犯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任何英格兰的“朋友”。 [24] 具体来说，总督应当禁止海盗船驶离殖民地，还要防止海盗在殖民地内容身，除非他们“已经接受了严厉的惩罚，并被没收了所有货物”。 [25]
弗吉尼亚可以声称自己是第一个与海盗有关联的美洲殖民地——虽然这种关联程度并不高——但它并不是第一个在自己的海岸沿线被海盗活动侵扰的殖民地。那样的事发生在沿海岸线更向北的地方，而且是在更晚一些的十七世纪中期，那时的英国已经在新大陆上建立了更稳固的根据地。
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英国殖民者迪克西·布尔（Dixie Bull）[26] [27]移居到新英格兰。河狸皮毛是这里最有价值的商品。印第安人[28]负责收集这些皮毛，然后用它们与殖民者交换铁器、布料、贝壳串珠和其他各种廉价的小饰品。富有光泽的皮毛被运回英国，并在那里制成时髦、防水、非常昂贵、在旧大陆的欧洲风靡一时的河狸皮帽子。出售皮毛对于数千名在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的殖民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产业，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他们得靠这些收入来购买补给和偿还冒险家的债务，后者正是为他们前往美洲的航行出资的人。 [29] 像许多到充满艰辛的美洲殖民地碰运气的富有进取心的殖民者一样，雄心勃勃的布尔也抱着靠河狸皮交易致富的希望。
当灾难来临时，布尔正在缅因海岸与当地的印第安人交易。1632年夏天，一小群法国人偷走了他的船，船上装满了用来交易的货物和皮毛。怒不可遏的布尔匆匆征用了一艘船，并召集了一支由十五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前去报复法国人。可惜布尔不但没能追赶上自己的目标，反而陷入了补给用尽的窘境。布尔选择通过海盗活动来解决问题，于是劫掠了两艘英国商船。然后，出于某种无人知晓的原因，布尔说服他的队伍将他们的掠夺目标设定为佩马奎德河（Pemaquid River）河口的佩马奎德堡（Fort Pemaquid），它的位置就在今天的布斯贝港（Boothay Harbor）东北方向几英里之外。
佩马奎德堡是亚伯拉罕·舒特（Abraham Shurte）于1630年建立的， [30] 与其说它是个堡垒，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供商人们聚集的交易站。大约有五百名英国殖民者和渔民定居在此。1632年秋的某一天，布尔领导了一场针对堡垒和周围民宅的突袭，抢走了价值五百英镑的货物和物资。 [31] 当时，一位商船船长的年薪大约是二十四英镑，在马萨诸塞的剑桥买一幢房子，外带六英亩耕地和五英亩草地才需要十英镑左右。 [32] 当突袭者们收起船锚，准备带着战利品离开时，堡垒中的人对准他们开了一炮，造成布尔的一名手下丧命。这让布尔一伙人感受到死亡的寒意，根据当时的描述，他们心中因此“充满了担忧和恐惧” [33] 。
堡垒遭受无端袭击的消息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迅速传开，整条海岸线上的人们都警觉起来。快到11月底时，（位于今天新罕**尔州朴次茅斯附近的）皮斯卡塔夸殖民地（Piscataqua Plantation）的沃尔特·尼尔船长（Captain Walter Neale）给著名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写信，说明了发生的一切。于是，温思罗普立刻召集参事会 [34] ，参事会同意派遣二十名男子驾驶属于殖民地的小帆船“海湾的祝福号”（The Blessing of the Bay ）前去追捕海盗。但极端寒冷和多雪的天气导致为航行做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受到拖延。与此同时，温思罗普得知尼尔已经派遣了四条船，载着四十名武装人员去追捕布尔——这也是殖民地开展的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鉴于此，温思罗普和参事会决定暂缓采取“一切针对海盗的进一步行动，直到他们（从尼尔那里）获得新消息为止” [35] 。到12月初，消息终于传了回来，可惜内容令人沮丧：尼尔派出的人什么也没找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人们时不时会看到布尔和他的手下，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海盗活动，因为他们都害怕一旦被捕就会受到致命的惩罚。据温思罗普说：“他们去了几个英国人的殖民地，但并没有拿走他们付钱购买之外的任何东西。”温思罗普还听说“他们制定了一项反对过度饮酒的规章”，偶尔还会“聚集在甲板上，每个人唱一首歌，或讲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话”。为了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再惹麻烦，布尔和他的手下给所有英国殖民地的总督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不打算再伤害自己的同胞，而是决定驶向南方，并建议总督们不要派人追捕他们，因为他们决心宁可让自己沉入海底也不愿被抓住”。 [36] 有一次，他们俘虏了一个来自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的男子，这个名叫安东尼·迪克斯（Anthony Dicks）的人是一位船长， [37] 但当他们试图强迫迪克斯为他们的船领航，帮助他们前往弗吉尼亚殖民地时，迪克斯拒绝并最终逃脱了。回到陆地上的迪克斯告诉一位朋友说，那些劫持他的人非常害怕被捕，“以至于绳索发出的咣当声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38]
1633年5月，温思罗普派出“一条舰载艇 [39] 去追捕海盗布尔” [40]，但经过长达两个月徒劳无功的搜寻之后，舰载艇返回波士顿。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布尔的消息，他后来怎么样了至今仍是个谜。一个同时期的说法是布尔的船员们“向东逃亡”，最有可能是去了加拿大的法国殖民者定居点，“布尔去了英格兰，但是上帝消灭了这个大恶之人”。 [41] 其他人则相信布尔加入了法国人的行列，或者是被印第安人杀死了。 [42]
虽然在殖民地引起一些警觉，并且让温思罗普感到气恼，但迪克西·布尔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海盗，他这段短暂的放荡生涯也没有催生多少模仿者。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几乎没有任何海盗在美洲殖民地海岸沿线掠夺过船只。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最诱人的财富和真正的海盗活动都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即加勒比地区。那里正迅速成为海盗的天堂。
在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初期，海盗若要袭击拉丁美洲海岸沿线的西班牙船只及海岸沿线的西班牙城镇，大多会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即一下子抢走他们能够染指的所有财物，然后迅速返回位于欧洲的家乡。然而到了十七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海盗开始在加勒比地区出没。他们被称为巴克尼尔海盗（buccaneer），这个词源于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即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
1630年前后，一个主要由法国人，也包含一些英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组成的避难者群体定居伊斯帕尼奥拉岛。这群人中有沉船灾难的幸存者，有从船上偷跑出来的水手，有为了摆脱西印度群岛上烟草和甘蔗种植园的契约奴役的人，还有为了躲避这一地区里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掠夺和侵扰的人。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在岛上捕杀了很多牛和猪，这些动物都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93年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具野心的前往新大陆的航行时带到这里的动物繁殖的后代。当地的泰诺人（Taíno population）教这些避难者如何加工肉类，他们应当把肉切成条，挂在*木头搭成的架子上，然后把架子支在缓慢燃烧且没有火焰的火堆上。被烟熏的部位在法语中叫“boucan ”（巴克），熏制肉类的过程叫“boucanier ”（巴克尼尔），翻译成英语就是“用烟熏”的意思。巴克尼尔这个称呼就这样成了这些人的代名词。
起初，巴克尼尔人是爱好和平的，满足于依靠狩猎并将加工好的肉制品卖给过往船只为生，除此之外几乎与外界没有其他往来。但西班牙人对这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定居点感到愤怒，认为这些人是擅自闯进他们领地的，于是就对巴克尼尔人发动了一系列凶猛攻击，迫使他们撤退到伊斯帕尼奥拉岛西北海岸外一个面积很小、更容易防守的托尔图加岛（Tortuga）上，这个单词在西班牙语中是海龟（turtle ）或陆龟（tortoise ）的意思，这样一个名字源自这个岛的不寻常的形状。当巴克尼尔人坚持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狩猎时，西班牙人也对托尔图加岛发动攻击，屠杀了许多守卫者，还把其余的人都驱散了。不过有大约三百名幸存者后来在托尔图加岛上重新集结，他们修建了一座堡垒，增强了防御措施，并决定把西班牙人作为他们猎捕的新目标。就这样，巴克尼尔人变成了纯粹的巴克尼尔海盗。
全副武装的巴克尼尔海盗一开始驾驶的是独木舟和小船，他们从岛上出发，驶向附近的海运航道，然后在那里袭击从美洲大陆向西班牙运送货物和财富的西班牙船只。这些袭击的成功使巴克尼尔海盗有能力获得更大型的船只，从而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搜寻掠夺目标。到了十七世纪中期，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巴克尼尔海盗数量大幅增加，他们还形成了一个名为“海岸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ast） [43] 的松散团体，将成员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西班牙人的仇恨、对彼此的忠诚和一套他们制定的生活规则。
巴克尼尔海盗有一套与当时自上而下的统治观念大相径庭的行为方式，他们在组织自己的活动时选用民主原则的做法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当一名巴克尼尔海盗船船长打算发动袭击时，他会发出一个号召，志愿参加的人则带好自己的长剑、枪支、火药和子弹，登上他的船。在设定航行路线时，海盗们会进行投票，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去哪里寻找掠夺目标。他们还会以民主的方式起草一份协议或一整套条款让所有人签字，用以明确如何分配战利品。例如，一份典型的合约中可能会规定某个专业船员的报酬，比如一个木匠可以获得一百五十个西班牙银元，一个外科医生可以获得二百五十个。合约中还规定了一项初步的、尚不完善的医疗保险或工伤赔偿条款。比如向失去右臂的人提供六百个西班牙银元或六个奴隶，向失去左臂的人赔偿三百个西班牙银元或五个奴隶，向失去一只眼睛的人赔偿一百个西班牙银元或一个奴隶。以上的所有费用结清之后，剩余部分就可以进行分配了。船长占据的比例最高，因为人们使用了他的船，行动也是他领导的；其余船员则均分财富，但一个男孩只能拿到一个男人应得份额的一半。 [44]
巴克尼尔海盗对待俘虏往往非常残忍。当时流行的折磨方式包括把人捆起来用棍棒殴打；或者用绳子绑住不幸的受害者的四肢，然后分别向四个方向拉扯，同时还会在他们的手指和脚趾之间放置点燃的导火线。一个特别令人毛骨悚然的折磨手段是把细绳缠绕在人的头上，然后不断绞紧，直到“他的眼睛像鸡蛋一样鼓出来” [45] 。有些海盗为了取乐或获取信息而折磨他们的囚犯，其他一些更精于算计的人则能够利用这种野蛮，把酷刑作为一种策略。他们清楚，如果仅仅是他们的出现就可以让被他们盯上的受害者群体感受到真正的恐惧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更有可能放弃抵抗，巴克尼尔海盗们也就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抢夺他们想要的东西了。因此，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不时使用酷刑可以让巴克尼尔海盗保持具有威胁性的品牌身份。
在所有十七世纪的巴克尼尔海盗中，没有谁比法国人弗朗索瓦·罗洛内（François L’Ollonnais）更凶残。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加勒比地区，曾经是一名契约仆人。在获得自由后，他选择成为一名巴克尼尔海盗。他对西班牙人的深刻仇恨是驱使他变成虐待狂的原因。有一次，在武力占领一艘西班牙船之后，罗洛内把其船长和船员都赶到货舱，然后命令他们一个一个地沿着梯子爬到主甲板上。只要俘虏一爬出舱口，罗洛内就会挥剑将他砍倒，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几乎能把受害者的头直接砍掉。还有一次，在击败一队试图在丛林中伏击他的西班牙军队后，罗洛内要求西班牙俘虏交代有没有能够避开类似攻击前往目的地的路线。当那些人说没有之后，罗洛内大发雷霆。根据当时的说法，他“用短刀（剑）划开一个俘虏的胸膛，将还在跳动的心脏从受害者的身体里扯出来啃了一口，然后把它扔到其他俘虏面前说：‘告诉我一条安全的路线，否则我会让你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下场。’” [46] 在这次残忍的行为发生不久之后，罗洛内本人就被以与他的行为同样野蛮的方式谋杀了。他是被巴拿马（Panama）的当地人砍死的，之后，凶手还切下他的四肢放在火上烤。 [47]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克尼尔海盗活动的范围已经超出托尔图加岛附近的海域。到了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他们最喜欢的聚集地是1655年被英国人占领的牙买加岛。罗亚尔港（Port Royal）位于岛屿东南部边缘一段十英里长的沙嘴顶端。这里不断发展壮大的居民群体吸引了巴克尼尔海盗的注意，而且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掌握的技能对牙买加的总督们来说非常有价值，于是海盗和殖民地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利的关系。虽然英国人用强大的船队征服了牙买加，但在几年之内，这些舰船都被调离了；与此同时，在岛屿上驻扎下来的大量士兵要么纷纷死于热带疾病，要么返回了家乡。结果，这使得该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相对缺乏防御能力的地方，而且还被西班牙这个几乎一直与英格兰为敌的国家的多个前哨站包围着。为保护牙买加免受攻击，总督们寻求巴克尼尔海盗的支持。毕竟，巴克尼尔人憎恨西班牙人，而且他们能够组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量。
十七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牙买加的总督们向无数巴克尼尔海盗签发私掠许可证，光动动笔就把这些海盗转变成私掠者。他们不仅袭击西班牙的航运和定居点，还会帮助保卫牙买加。尽管这些私掠许可证既有在英格兰和西班牙交战时授予的，也有在两国处于和平状态下授予的，因此其合法性往往值得怀疑，但牙买加的总督们并不在意这个问题。牙买加和英国王室之间隔着一整片海洋，总督们一般赞同的观点是“在（《托德西利亚斯条约》规定的）界限之外没有和平可言”[48]。再说，这些由巴克尼尔海盗变身而来的私掠者带回的战利品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填满了殖民地和王室的金库。 [49]
到1680年，罗亚尔港可以说是新大陆上最富有的英国城镇。 [50]这里建起了很多砖砌的宏伟建筑，人口数量接近三千，其中三分之一是奴隶。不过罗亚尔港的精致外表并不能掩盖其绝对肮脏污秽的阴暗面。这就是罗亚尔港为什么会被名副其实地称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 [51] 和“西印度群岛的索多玛（Sodom）” [52] ，这里的街巷中游荡着一个混合了巴克尼尔海盗和私掠者的令人厌恶的群体，他们都在寻找酒精的麻痹和肉体的乐趣。一个巴克尼尔海盗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同行的：
他们兜里留不住一点儿钱。只要有钱他们就会忙着去赌博、**或喝酒。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在一天内挥霍两三千个西班牙银元，到第二天则穷得连身上穿的衬衣都不剩。我曾经在牙买加看到一个男人给了一个**五百个西班牙银元，只为看她的**……我的船长过去经常会买一大桶葡萄酒放在街道正中，把酒桶的桶盖直接敲进桶里，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挡着路。每个过路人都必须和他一起喝酒，否则他就要用随身携带的枪把他们打死。 [53]
鉴于此，罗亚尔港的酒吧和**的集中程度异乎寻常的高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玛丽·卡尔顿（Mary Carleton）是城中最声名狼藉的**之一，她拥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职业道德。一个同时期的人在写到她时说道：“她是一个身材粗壮的人，否则肯定承受不了这么多殴打和侵犯……她就像理发师的椅子一样供所有人使用——前一个刚走，后一个又来了。” [54]
在牙买加附近水域中活动的最著名的私掠者是亨利·摩根（HenryMorgan），不过大多数人了解的可能只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朗姆酒品牌。除了他来自威尔士这一事实之外，摩根的早年生活就是一团疑云。对于他最后怎么来到牙买加的描述也都是相互矛盾的，但所有描述都认可的一点是，摩根大约是在1655年英国军队占领牙买加的那段时间来到这个岛上的。来到牙买加之后，摩根参与过许多次巴克尼尔海盗或私掠者组织的航行，但让他获得最大名望的是他于1671年对巴拿马城进行的血腥突袭，那里正是存放从波托西和秘鲁矿区输出的金银的核心中转站。
带领五十艘船和近两千名手下的摩根在达连地峡（Isthmus of Darien，今天的巴拿马地峡）东海岸的查格拉斯（Chagras）登陆，他们先摧毁了一座西班牙堡垒，然后顽强地穿过地峡直抵巴拿马城。城中的西班牙人收到侦察员传回的即将发生入侵的警报，已经做好了迎接摩根的准备。但这些守卫只是一群武器不足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与摩根那经过实战考验的队伍匹敌。摩根的许多手下曾经是巴克尼尔海盗，已经磨炼出一身海盗的战斗技能。最终，六百名西班牙守卫丧命，还有更多人受伤，而摩根只损失了十五名手下。
然而，摩根要找到真正的巨大宝藏的希望破灭了。早在袭击发生之前，巴拿马总督唐胡安·佩雷斯·德·古斯曼（Don Juan Pérez de Guzmán）就已将城中的大部分财富转移到等在岸边的船上。他还命令他的士兵在多个战略位置放置火药桶，并且明确告知他们，一旦入侵者攻入城镇范围内，就点燃这些火药桶的引线。因此，当摩根的人进入城市时，城中发生了爆炸，还燃起大火，而装载了大部分财富的船只则顺利地驶离。第二天，原本有成千上万座建筑的地方只剩下烧焦的木材和灰烬。后来回忆这个毁灭的场景时，摩根写道：“著名的**巴拿马就这么被付之一炬了，这里曾是全世界最大的白银和黄金市场。” [55]
然而，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里，摩根的手下除了对城中居民施以酷刑，逼迫他们说出藏匿财物的地方，或**被俘的妇女之外，还会在碎石瓦砾中仔细翻找被烧化之后又凝固起来的金块、银块和宝石，或是到乡村地区搜寻可掠夺的财物。还没来得及逃跑的西班牙船只也都被洗劫一空，这让劫掠者的战利品进一步增加了。对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财富总值的估算结果差别很大，最高的说超过四十万个西班牙银元，最低的认为只有十四万个。 [56] 大多数能找到的证据都支持这个较低的估算结果。摩根和他的手下们完全明白从他们手中溜走的财富可能有多么巨大，对假如没有错失那些财富该多好的想象只能让他们心烦意乱。 [57]
1671年4月，摩根像一个凯旋的英雄般受到牙买加公众的热烈欢迎，但给摩根签发委任状的总督托马斯·莫笛福德爵士（Sir Thomas Modyford）却忧心忡忡。在将近一年之前，即1670年7月，《马德里条约》（Treaty of Madrid）的签署确立了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的和平状态。根据该条约中的条款，西班牙承认英格兰在美洲占据的包括牙买加在内的一些殖民地；两国还一致同意将私掠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并严厉打击海盗活动。然而，关于条约的消息是在摩根启程前往巴拿马城之后才传到牙买加的。考虑到条约带来的政治格局变化，莫笛福德担心摩根的破坏行为会被视为对英国盟友的残忍攻击，是一种海盗行为，而不是击败受憎恨的敌人的快意大胜。
莫笛福德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西班牙政府将摩根视为海盗，再加上因自己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帝国的中心遭到破坏而深受打击，他们要求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为了安抚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Charles Ⅱ），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派人取代了莫笛福德的职务，将他捕，然后用铁链锁着带回英格兰，并把他关进伦敦塔。六个月后，仍然渴望安抚西班牙的英格兰又逮捕了摩根，并将他带回英格兰，不过在国王考虑该如何处置他的时候，摩根依然被允许自由活动。
最终，当事人的所有过错都被一笔勾销。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受到了一些奖赏。莫笛福德被囚禁在伦敦塔中两年后获释，他受损的名誉也得以恢复。至于三年前头顶着一片阴云回到伦敦的摩根，他不仅被免除了所有罪责，还受封为骑士，并以副总督的身份被派遣回牙买加，负责清除岛屿周围的海盗活动。促成摩根令人惊讶的复兴的因素很多。他对巴拿马城的成功袭击使他成为本国人眼中的英雄，不仅让人们重拾关于德雷克曾经取得的伟大胜利的光辉记忆，还为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值得庆祝的事。查理二世也陷入对英雄的崇拜中。国王陛下很快就对野心勃勃、低俗下流、嗜酒如命的摩根产生了好感，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被称为“快活王”（Merry Monarch） [58] 的查理二世本人就是和摩根一模一样的享乐主义者。与此同时，查理二世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西班牙盟友，他坚信两国很快就会再度成为敌人。最后要提到的是战利品的影响。凭借在巴拿马城和之前一些劫掠活动中获得的财富，摩根已经大大改善了王国的财政状况。司空见惯的情形是，金钱可以免除许多罪责。
根据《马德里条约》的规定，包括摩根在内的各个牙买加总督都尝试通过一系列联合措施来驱逐岛上的海盗，这些措施包括王室赦免、订立惩罚性法律、举行审判和执行绞刑。不断扩大的牙买加商人阶层对这些措施拍手称赞。他们以前曾欢迎巴克尼尔海盗作为岛屿的守卫者，但此时他们对海盗已经不再抱有赞许的态度，因为岛屿遭受西班牙袭击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少。带来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正是摩根和他的同伴们进行的那些成功的“私掠活动”。这些商人还希望摘掉扣在牙买加头上的海盗隐蔽所的恶名，并将其重新塑造为一个欢迎殖民活动，希望发展以奴隶劳动为推动力的蔗糖经济的地方。
然而，消灭海盗被证明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正如在1663～1684年三次担任牙买加总督的托马斯·林奇爵士（Sir Thomas Lynch）注意到的那样，“我们已经追查这种被诅咒的行当（海盗活动）很久了，然而”海盗太多，“就像杂草或九头蛇怪一样，除掉一批，又来一批”。 [59]尽管如此，到1688年8月25日，当五十三岁的摩根走完自己横冲直撞、沉浸在酒精中的一生时，牙买加的海盗和私掠者数量都已经大大减少，而且这个岛屿也不再被视为如先前一样邪恶、放荡和喧闹的地方了。 [60]
殖民地海洋网络的流动性必然意味着英格兰在北方的殖民地，从南卡罗来纳到马萨诸塞的整条海岸线都不可能完全与加勒比地区的海
盗毫无关联。事实上，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殖民地与海盗之间的联系还逐渐加强了，这样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对海盗和殖民
者同样有益。
[1] Philip Ⅲ，King of Spain，letter to the Duke of Medina Sidonia，July 29，1608，MS 2010.5，John D. Rockefeller Jr. Library，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 另见于Mark G. Hanna，Pirate Nests and the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1570-1740 （Chapel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5），68；及The 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I，ed. Alexander Brown （Boston：Houghton，Mifflin and Company，1890），119-21。[2] Mark Cocker，Rivers of Blood，Rivers of Gold：Europe’s Conquest of IndigenousPeoples （New York：Grove Press，1998），9；and Kim MacQuarrie，The Last Days ofthe Incas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7），95-96，123，133-34.[3]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 （Armonk，NY：M.E. Sharpe，2006），154.[4] 面值两埃斯库多的金币也称为一个达布隆（doubloon）。[5] 西班牙银元也称为八里亚尔币是因为它的面值是八里亚尔。这些银元通常会被切成八份以获得更小单位的零钱。鉴于美元就是以西班牙银元（八里亚尔币）为基础的，以及一个银元可以分成八份，那么两份就相当于二十五美分。因此“two bits”（一美元的两小份）就成了俚语中二十五美分硬币的代称。[6] Niall Ferguson，The Ascent of Money：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York：Penguin Press，2008），25-26.[7] Neil MacGregor，“Pieces of Eight，” in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0 Objects（New York：Viking，2011），518.[8] Patrick Greenfield，“Story of Cities #6：How Silver Turned Potosi into ‘the First Cityof Capitalism，’” Guardian （March 21，2016），accessed on November 9，2017，first-city-capitalism.[9] David Cordingly，Spanish Gold：Captain Woodes Rogers and the Pirates of theCaribbean （London：Bloomsbury，2011）；and Patricio N. Abinales and Donna J.Amoroso，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Philippine 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5），63.[10] Glyndwr Williams，The Great South Sea：English Voyages and Encounters，1570-1750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233.[1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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